吴震：戴震哲学的方法论反思

三是美元指数跳脱加大了汇率的波动。

但无论如何，没有汇率浮动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不可能真正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我这里想特别强调，不应该把人民币国际化作为倒逼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手段，过去很多学者包括政府官员都希望解决资本跨境流动的问题，但是又担心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得不到领导的支持，于是就推动领导比较容易接受的人民币国际化。

例如，它们不能随意把人民币换成美元汇出，也不能随意把美元换成人民币来购买中国金融资产。第三，人民币国际化的经验教训。重要的是，我们不要临时抱佛脚，要未雨绸缪。但是，如果央行不干预，人民币汇率会不会出现大幅度贬值呢？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发生或者基本不可能发生的。此前，里拉兑美元的汇率已经从年初的3.76 下跌到5.98，跌幅为37%。

土耳其的公司外债对GDP比是40%，所有部门外债总额对GDP比在2017年底是55%。它需要借新债还旧债，债务成本肯定会飙升。公司信用类债券多头管理，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公司债、企业债功能属性相同，由于管理主体不同而适用于不同的管理制度。

同时，即使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监管者也可能有法不依。既要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又要尊重金融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主要矛盾是融资的可得性，要增加小微企业获得融资的机会，就必须提高对风险和贷款利率风险溢价的容忍度。三是探索通过控股公司模式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

通过双层安排，既符合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又使董事会和经营层面的党组织作用划出层次。我国目前金融模式较为模糊，既不像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也不像日韩模式和莱茵河模式。

从政策角度讲，明确绿色标准是前提，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关键，探索绿色金融创新是重点，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是方法，切实防范风险是底线。三、建设现代金融体系要遵循金融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 我国金融体系起步较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面临类似的情况。如果交给专业机构运营，并假设20%配置在股权融资市场，资金约有8万亿元。金融监管是公共物品，但监管者并不会毫无成本、毫不犹豫地按照公共利益提供。

金融机构作为独立经营主体，具有改善经营、回收资产的主观动力，又有相对较强的谈判筹码和博弈能力，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行政干预，在三会一层的决策中充分反映利益相关方的声音。地方政府破产机制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分级财政体制的国家广泛建立了地方政府破产机制。生育政策放松对新增人口的利好作用并不显著，而随着收入水平提升，生育意愿和总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往往不可逆转。一是强调个人养老责任，实现个人养老责任和收益的良性互动。

我国名义上采取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模式，但由于个人账户是空账，资金已被挪用于发放当期的养老金，实际上是现收现付制，在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占比下降的背景下不可持续。同时，高度竞争的金融市场中，无论银行还是企业都可自由选择合作伙伴、用脚投票，金融机构想掌握企业控制权亦不具备客观条件。

强化问责，在干部考核和选拔任用中加入财政管理绩效的指标，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关于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的要求。一些企业三会一层之间的边界不清晰，董事长一长独大现象突出，变成了所谓的一、二、三把手排序，三会失去了相互制衡的作用。

宏观审慎监管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施加更高的监管要求，要求订立生前遗嘱，基于大而不能倒的隐性保护而提高监管约束。二是金融产品、金融机构的逐渐优化。只要科学、综合、审慎地配置在股权融资中，可以形成长钱，实现养老基金长钱与企业股权融资的期限匹配，是企业部门去杠杆的重要驱动力。流动性困难的机构要提供高质量的抵押品，并收取惩罚性高利率。只有淡化M2、社会融资规模等数量指标，才能真正淡化GDP增长目标，从关注规模转向关注质量。僵尸企业维持生存主要是依靠银行僵尸借贷输血，而银行在明知其不具备偿贷能力的情况仍然供血，主要是希望通过续贷延迟不良资产的暴露，形成账面上的监管合规，金融监管宽松是重要的根源。

表面上看，债转股可以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避免企业直接破产、商业银行保全资产。四是可通过双层安排实现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的统一。

现阶段要降低杠杆率、为企业补充资本金可能仍需参考日韩模式和莱茵河模式，允许银行适当持股并积极发挥股东作用。去杠杆千招万招，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

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相关管理部门将国有资本曲解为国有企业的资产，忽视了国有资本的真正含义是，资产减去负债后的净资产所有权。相比之下，从2007年至2017年，房地产的累计收益率高达766%，黄金的收益率为106%，沪深300指数收益率为97%，企业债指数收益率78%，上证50指数58%。

进入专题： 现代金融体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 实体经济 。一是中央银行货币调控离不开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既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国内经济金融运行存在的问题，又要充分认识到经济金融全球化环境下制度竞争的决定性。第三，限制综合经营不可能消除风险，只会产生新的风险。

随着土地市场化，进一步改革完善土地招拍挂制度，实现土地供给市场化。财政政策缺位、货币政策被迫补位。

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建立地方政府融资市场化约束机制是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根本出路。发展金融市场支持创新发展。

近几十年来全球科技创新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如果过度追求短期和局部稳定，必然会使僵尸企业僵而不死、过剩产能退而不出、问题金融机构无法出清，还会迫使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小风险不处理最终酿成大危机。

一是金融监管供求失衡。由于没有破产清算的压力，无论是企业还是银行，通过债转股改善企业治理和经营的动力不足，存在明显的道德风险。（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什么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僵尸企业形成并维持生存的重要背景。

比如，美国资本市场高度发达，外部股东对企业经营构成有效监督，是防范并承担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因此银行作为偿还优先级较高的债权人，在企业正常经营状态下可依靠企业内部治理，只在企业经营不善时介入，银行控制和影响企业的主观意愿相对较低。德国银行以资本金的一定比例为限持股企业，在企业监事会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而施加对企业的影响。

第三，从监管层面看，财政作为国有金融资产所有者越位和缺位并存。财政政策应更侧重于经济结构调整，发挥对定向调控的支持作用，服务于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

但实践中，我国市场化债转股偏离了债转股的本质，改善企业公司治理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只要政府通过监管干预资源配置，私人部门就有租可寻，设租寻租降低资源配置效率。